谁的革命,谁的未来

DSC031192月20日是阿拉伯之春摩洛哥版本“2.20青年运动”两周年纪念日。之前数日我四处打听,没有任何风吹草动,即便那些曾经深深卷入运动的活跃分子,也不确知那一天会发生什么。直到19日傍晚才有消息传来:第二日下午六点,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的国会门前有纪念集会。但很快又有人同我讲,是5点,或者是7点。电话里、脸书上,传递消息的朋友情绪并不高,问多了,像是提及一件藏着隐痛的往事,欲言又止。

这令我想起某一天,在咖啡馆与两年前席卷摩洛哥60多个城市的大游行的活跃分子聊天的情形,他们中有两位还是各自城市“2.20”运动的组织者甚至领导人。我问他们,你们觉得两年前的运动改变了什么?他们都沉默。我又问,无论如何,你们拥有了一部更进步的宪法,但按照我们中国人的理解,宪法是宪法,生活是生活,两年过去了,你们觉得生活有什么变化么?仍然是沉默。

2月20日的纪念游行,大约500人,持续一小时,在几乎天天有集会有抗议的拉巴特,这规模算是正常。数百人的口号声加上隆隆的鼓点,偶尔还有扩音喇叭模拟的警笛作响;红的、黑的、白的、绿的,各色旗帜在飞扬,行进其中,仿佛真如运动重来,革命再起。然而,当我远远地看到安静的侯赛因——此前在咖啡馆与我聊天的其中一位,又有不一样感觉。

漫步在游行人群里的侯赛因像是郊游,摩洛哥美丽夕阳的映衬下,壮硕的他轻轻地和朋友们说着话,又如餐后散步,或者一个并不真正投入的旁观者,但据说他是2.20运动首个策源地拉巴特大游行的组织者之一。上次聊天中,对过往的事情,侯赛因也不愿多讲,那时我问他,摩洛哥媒体在讨论220运动的失败教训,不少参与者也对这场运动的结果感到失望,你觉得它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他只是看了我一眼,简短地说:你觉得失败了?我不觉得。

不愿重谈往事但又来默默支持的侯赛因,不像我们共同的朋友阿齐兹——两年前摩洛哥南部城市萨古拉(Zagora)游行的总协调人。当时阿齐兹23岁,刚刚大学毕业在一家本地NGO工作,而他和朋友们组织的游行在小城萨古拉吸引了上千人上街。阿齐兹干脆利落地反驳所谓的“失败论”,他说:对,你看革命之后,我们的经济持续下滑,失业率还在升高,水价、电价、和食品价格都在飞涨,而新的伊斯兰政府只给公务员涨薪,国王还是控制着一切,情况没有变的更好对不对?但你知道么,那场运动是摩洛哥自1956年独立以来最大规模的街头抗议,它是我们年轻人发起的运动,它的出现就是胜利,历史会证明这一点!

游行队伍里的侯赛因闲庭信步,阿齐兹却举着一面黑色大旗,挥舞拳头,全情投入,一遍一遍跟随众人呼喊着整个阿拉伯之春共同的口号:“尊严!自由!社会正义!”或者“权利!权利!杀了我我也不会忘记我的权利!”放眼望去,挥舞着拳头或者打出V字手势的,除了各色青年,还有头巾裹发的传统妇人,白发白须的耄耋老者,甚至也有一身黑袍的伊斯兰主义者。这印证了评论者都会谈到的2.20运动的一大特点:虽然运动是由世俗自由派的青年网络行动分子发起,但运动过程中卷入的人却囊括了几乎所有不满现状的派别和利益群体。

然而,这也是所有评论(包括阿齐兹)都会提到的阿拉伯之春在摩洛哥很快平息的主因之一:派系杂陈,很难就具体政治诉求达成共识,为团结故只能将诉求进行广义描述,这使得运动目标不清晰,虽然在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背景下成功实现了广泛的情绪动员,但在原本就拥有很高支持率的国王低姿态发表演说,答应修订宪法提前大选后,运动的能量立刻瓦解,行动分子们再也组织不起全国性的大规模街头运动了。

我问阿齐兹,前面那几个黑袍黑须的光头男人是否伊斯兰主义者,他点点头。他说,在萨古拉游行的策动过程中,他们这些左翼青年遭遇的第一个合作伙伴与对手,正就是不请自来的伊斯兰主义者,那场运动从一开始,便是个斗智斗勇的艰苦进程。

不速之客

萨古拉的阿拉伯之春故事,是从一个咖啡馆开始的。主角是23岁的阿齐兹以及他的四个同样年轻的朋友:一个NGO工作者,一个老师,和两个大学生。那时距2.20游行还有一星期,拉巴特和卡萨布兰卡的网络青年与左翼政党已经联合起来,脸书和视频网站上的运动造势显然刺激到了萨古拉的年轻人。

 DSC02997至于咖啡馆碰头的缘起,念高中时就参加政治性NGO活动,并为自己的左翼身份自豪的阿齐兹说:年轻人当时都在谈这件事情,我们就是想聊聊看能不能组织起来做点什么。在场的五人,除了另一位NGO工作者,其他三人阿齐兹并不熟悉,但碰头会的成果,是马上召集各自的朋友开一次更大的筹备会议。

 两天后,一间小小的工会会议室涌进来50人,批评政府与号召游行的声音中,气氛热烈到爆棚。阿齐兹心中却暗暗吃惊,人群中有四分之一是大胡子——伊斯兰主义者特别是极端的赛莱菲(salafi)主义者的典型标志。阿齐兹不知道究竟是谁通知了这些不速之客,或者并没有人通知,只是听到风声的伊斯兰主义者就这样不请自来了。

 商讨罢游行的路线,传单、旗帜等等物料的筹备,和动员的分工之后,亢奋的萨古拉人在2·20运动的七个政治纲领之下,又加上了本地诉求:改善饮水状况,增加公共医疗投入等等。接下来,是更为紧迫的左翼与伊斯兰主义者的谈判。“我们之间没有互信,这一点大家心照不宣。”阿齐兹要做的工作,是说服伊斯兰主义者,在游行中不得打出宗教口号或者否定女权的口号。“我说,如果你们不同意,那么大家分开游行,他们最后居然同意了!”

当时候的摩洛哥,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那些原本拒绝政治化的伊斯兰主义者,出人意料地积极介入到由世俗网络青年所发动的全国性抗议运动当中。2011年2月18日,距离2.20游行还有两天,摩洛哥最大的伊斯兰组织正义与慈善运动(Al Adl Wal Ihsan)发表公开声明,称它的青年成员将在全国范围内参加游行,这成为一桩真正的大事件。

正义与慈善运动自2003年卡萨布兰卡恐怖爆炸案之后,就不合法半地下,但它是摩洛哥最大的政治组织,像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一样,一直宣称非暴力,并且通过教育与助贫,积累了令所有摩洛哥组织和政党羡慕的10万注册会员。包括阿齐兹在内,没有人能想象,如果正义慈善运动以及其它更激进的伊斯兰组织抵制参与,2.20运动的规模和影响会是怎样——尽管他们从一开始就互相提防。

上千人走上毗邻撒哈拉的小城萨古拉街头表达抗议后,斗争围绕运动领导权展开。在第一次公选组织、动员、宣传等委员会委员的大会上,阿齐兹又吃了一惊。他不曾料到现场80多人中,三分之二是有备而来的伊斯兰主义者。“我们只好采取拖延战术——这是伊斯兰主义者最爱用的招数,开会时故意发言让局面不可控,以至只能择期再选”。第二次,左翼青年们设计把选举日定在了假日,这样可以有更多左翼上班族来投票,更重要的是,他们把开会时间定在下午三点到四点——那是摩洛哥穆斯林每日五拜之晌礼的时间,虔诚的伊斯兰主义者那个钟点更愿意去清真寺。

最终的选举结果,自然是左翼青年获得胜利。阿齐兹说,自己这是利用了民主规则,并不是突然袭击,伊斯兰主义者也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所以最后他们无话可说。阿齐兹最终当选总协调人,尽管他只有23岁。他之下设四个委员会,每个由4-8人组成,左翼青年委员人数略微占优,但大抵一半一半。然而,阿齐兹说:“之后的运动中,那些担任委员的伊斯兰分子实际上没有做任何事情!”厌恶之情溢于言表。

 今天这样的时代,明显拥有部分黑人血统但自称阿拉伯人的阿齐兹在讲述中,仍然会用频繁用到“同志”、“斗士”等等色彩鲜明的词。我曾问阿齐兹,为什么你讨厌伊斯兰主义者?他毫不犹豫地说,“你知道吗,我的一个堂弟现在就是个极端的赛莱菲主义者,他们几乎就是法西斯!”

伊斯兰的胜利

这种背景下,当我问起左翼青年朋友“谁才是摩洛哥2.20运动的最大受益者”时,他们大多无言,这是困扰革命之后的摩洛哥的新问题。

2月28日,一部反思2003年5月16日卡萨布兰卡连续五起自杀式袭击事件的电影《神马》(Horses of God)在拉巴特首映,颇为轰动。影片细腻讲述了十年前卡萨案中几个人肉炸弹的成长史。故事发生在卡萨的贫民窟,家庭困窘,爱情无依,水果小贩生意又有黑社会骚扰,更遑论与黑帮沆瀣一气的警察暴政,内里贯穿着这样的逻辑:当家庭和国家都不能给青年提供保护提供未来,贫民窟无望的生活和赛莱菲极端意识形态,就会一步一步引导原本纯良的青年走上“毁灭世界而进入天堂”的道路。

10年前的卡萨布兰卡自杀式袭击,以及2011年4月28日马拉喀什恐怖爆炸案,都由摩洛哥赛莱菲圣战主义者策划实施。自2003年始,摩洛哥政府一直在严厉打击被描述为极端分子的赛莱菲派,他们要么被逮捕监禁,要么被迫流亡,虽然其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将他们口头宣称的暴力原则付诸实践,只背上了煽动青年、赞扬恐怖主义这样的罪名。然而最新的状况是,自从两年前阿拉伯之春“2·20运动”,摩洛哥的赛莱菲主义者与世俗分子在街头并肩战斗之后,他们的社会能见度和活动空间大大扩大了。

DSC025442·20运动爆发之后两个月,为了安抚抗议群体的不满情绪,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宣布大赦,190个政治犯被释放,其中数十位是赛莱菲分子,像Mohammed Fizazi,原是摩洛哥著名的赛莱菲领袖,2003年卡萨布兰卡的人肉炸弹就是他的信徒,刑期本是30年。另一位流亡沙特的赛莱菲领袖Mohammed Maghraoui也被批准回国,他之所以流亡,是因为2008年,这位气急败坏的原教旨主义领袖颁布了一条臭名卓著的Fatwa(伊斯兰教令):认为伊斯兰教法允许迎娶未成年少女,以此号召信众抵制2004年摩洛哥新修订的家庭法——新法规定结婚年龄为18岁。

真正令外界吃惊的是,这些获释后的赛莱菲领袖的言论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就赛莱菲主义者而言,因为他们极端教条主义地坚持古兰经和圣训,认为凡是在古兰经以及圣训中找不到出处的事例,都应当被禁止,凡是古兰经和圣训中出现并许可的事例在今天都可以被继续,所以长期以来,赛莱菲主义者拒绝进入政党政治进入议会,因为这在古兰和圣训中没有先例。他们中一些人比如Fizazi甚至认为,民主是新的偶像崇拜,是拒绝偶像崇拜的伊斯兰的敌人,而Maghraoui眼里可以迎娶未成年少女的原因,则是穆罕默德圣人曾经迎娶了9岁的阿伊莎。

但也正是这位Fizazi,在出狱之后,除了公开宣称表示放弃暴力原则,接受民主制度,认可国王作为最高宗教领袖的地位而不再要求回到古老的哈里发制度,更表态愿意组成政党代表赛莱菲进入摩洛哥正常的政治游戏规则之中,甚至也略微软化了对于女性介入公共生活的态度,最重要的是,他们开始在各种公共平台,例如大学、媒体上与世俗分子展开对话和讨论,一时之间真可谓气象万千生机勃勃。

除了伊斯兰运动最极端一支赛莱菲主义者的活动空间增大,220运动之后,按左翼青年们要求而进行的国会提前大选,最大的受益者是所谓的温和伊斯兰主义政党“正义与发展党”(PJD),事实上,整个220运动中,因为PJD与皇室暧昧的关系,它从来没有表态支持过这场批评甚至反抗王权的群众运动。而根据220运动所要求修订的新宪法,摩洛哥国王第一次被限权必须从国会最大党中选择任命总理,于是PJD的党首Abdelilah Benkirane顺理成章成了220运动之后摩洛哥的总理。而PJD与赛莱菲也非常暧昧,一些赛莱菲背景的NGO与PJD有着同盟关系,在大选时,赛莱菲的领袖们不似以往,开始公开号召信众投票支持PJD。

革命之后

DSC02803客观而论,阿拉伯之春后,摩洛哥国王和王室对伊斯兰主义者和赛莱菲分子的仁慈,用意显然在于消解2·20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强大世俗力量,但另一方面又想通过幕后交易将伊斯兰极端分子纳入政治游戏以实现规训。——正如摩洛哥左翼所言,国王与王室利益集团控制着这个国家的一切,政府往往都是台前木偶和替罪羊,即便国会大选,国王的意愿和王室的支持都有举足轻重的实质影响力。

 但这并不容易。伊斯兰主义者和世俗派的斗争,是摩洛哥这样的伊斯兰国家最重要的社会矛盾之一,发酵多年,内里势若水火。而要理解革命之后占得上风的摩洛哥伊斯兰主义者与赛莱菲主义者,就必须从2001年911事件引发的全球反恐浪潮谈起。

今年5月16日,是2003年卡萨布兰卡恐怖爆炸案发生十周年。10年前那个晚上,14个受到赛莱菲吉哈德主义影响的年轻人肉炸弹在卡萨布兰卡5个不同地点引爆,33人死亡数百人受伤,12个炸弹客当场毙命,另有两人被制服。那是911之后,阿拉伯世界最严重的恐怖事件,也是摩洛哥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事件,就像六四之于中国,卡萨布兰卡爆炸案令摩洛哥当代史一分为二,一直睥睨阿拉伯世界的摩洛哥,自此从自豪于兼容并蓄文化特点的安全国家,一步踏进反恐牢笼。

十年来,摩洛哥人年年此日都有纪念活动。但今年的纪念,一边是卡萨布兰卡的人权组织联合爆炸幸存者和遇害者眷属走上街头,玩游戏、画画、演讲,呼吁政府加强民主改善民生遏制恐怖主义;另一边,在首都拉巴特国会门前,一众伊斯兰和赛莱菲主义者集会,口号同样有民主和人权。他们说:政府逮捕数千赛莱菲和伊斯兰主义者,但迄今官方没有给出可靠证据,证明卡萨案与赛莱菲有确凿关系,政府应还赛莱菲以公道,政府更应释放尚在狱中的赛莱菲政治犯!

作为外国人,看到身穿灰白黑阿拉伯长袍的几百个大胡子穆斯林男人呼喊民主与人权,心里多少有些异样,或许是因为装束相似,队伍齐整,喊起口号也训练有素,又或者,我知道他们可能是被全世界指涉为“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赛莱菲。听着激情呼号,略觉紧张的我不禁想起一位摩洛哥著名记者所认为的摩洛哥茉莉花革命的最大价值,那个名叫穆斯塔法的同行对我说:“经历了那场街头革命之后,摩洛哥人不再恐惧了!”——看看这街头,显然,不再恐怖的摩洛哥人里一定也包括过去十年被严酷打击的赛莱菲主义者。

2003年卡萨恐怖袭击发生前后,摩洛哥正在酝酿一场变革,序幕是家庭法改革。1999年登基的新国王公开表示要改善女权,并且得到了当时执政的左翼政党联盟全力支持,这当然引发了伊斯兰主义者的反弹,激烈对抗中,卡萨布兰卡的人肉炸弹改变了局面,因为大量伊斯兰分子和赛莱菲分子被视为极端主义者随之被捕,新家庭法纠葛数年终于在恐怖案发生一年后,2004年2月生效通过。摩洛哥的合法结婚年龄被历史性地提高到了18岁,妻子与丈夫同时成为了家庭的主人,而妻子也第一次拥有了提出离婚的权利,虽然一夫多妻制迫于伊斯兰主义者的压力仍被保留,可严苛的规定使得男人们迎娶多妻变得难之又难。

伊斯兰主义者与世俗派的斗争在21世纪的第一次交锋可谓大败。那时,摩洛哥全国分裂为两个阵营,伊斯兰分子在卡萨召集百万人抗议,支持改革的阵营则在拉巴特发动了百万人游行。然而,恐怖袭击案带来的全方位反恐体制不只是伊斯兰主义者受到压制。正如穆斯塔法所说:“那场袭击,让摩洛哥必须在要民主还是要安全之间选择,新国王带来的改革停滞了,要知道那段时间,也是迄今为止摩洛哥言论最为自由的阶段。”

卡萨恐怖案之后,摩洛哥立刻通过反恐法,也立刻被人权组织激烈反对,因为反恐法案赋予政府太多可能侵犯人权的特殊手段。果然,一年之内至少两千名伊斯兰主义者以及赛莱菲主义者被捕,数字之巨让人想起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在一些持批评态度的新闻工作者被冠以煽动恐怖主义的罪名判刑之后,言论自由也受到重创,1999年新王登基到2003年间摩洛哥罕见的民主化黄金岁月一去不返,年轻的国王本人也步步退缩,渐失改革锐气。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摩洛哥政坛十年踯躅,借着2011年茉莉花革命大势,压力之下苦心经营的伊斯兰主义者和赛莱菲主义者成功翻盘,摇身一变成为摩洛哥茉莉花最大的直接受益者。十年过去,一度成为阿拉伯世界女权先锋的摩洛哥,革命之后的伊斯兰政府中破天荒居然只剩下一个主管妇女事务的女部长,而一直为被官方视为2003卡萨恐怖案精神领袖的赛莱菲分子作辩护,并最终帮助他获得特赦的“人权”律师,竟然成了新政府的司法部长,他当然是PJD的党员,他还支持一夫多妻,他有两个妻子,他曾说“无论如何,有两个合法妻子,比一个妻子一个情人要更容易管理的多”,据说,他只是个“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

 难道,历史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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