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詩

圖、文/呂和靜(中國滋根雲南項目小組)

謹以此篇文章獻給麗江大山的朋友們。關於那些人,那些事。

山谷裡的秘密

請說。

舊辦公室宿舍房東的兒子,在一個晴朗的午後,告訴我他心中一個永遠忘不了的人,聽完故事後,我也忘不了那個人,就好像那一雙眼神,還在直盯盯地看著這個世界。

麗江附近的寧蒗縣是一個三不管地帶,結合了毒品、貧困與愛滋病,志明就是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當志明讀初中時,班上有一位彝族同學,異常安靜,身上穿的衣服、鞋子總是破了好幾個洞,每當午餐時,那位同學會把僅有的零錢省下來,不買飯票吃飯。有一次,志明把飯菜分給他,他突然抬起頭來,瞪著大眼睛望向志明,不發一語,志明清晰記得當時那位同學的眼神,流露出一股混合濃濃的哀傷與不想欠任何人情的傲氣,彷彿低聲呢喃地對志明說,「我總有一天會還給你。」往後的日子,那位同學慢慢跟志明熟悉起來,有時候在周末要從寄宿學校回家前,會叫志明陪他去雜貨店買禮物,準備帶回給住在高山上的父母,志明回憶起,他買的都是一些很廉價的物品,例如閃亮的小髮夾或是粗糙的小煙斗,卻是那位同學攢了好久的飯錢才買得起的東西。

志明在學校的人緣很好,所以常常漫不經心,不太注意班上同學的動向。過了兩個星期後,當學校老師開始詢問每位學生是否知道那位同學的消息時,志明才隱隱感到不安。果然,村民們在那位同學回家必經的山路上,發現了一具摔在山溝裡早已腐爛的屍體。

此時,溫暖的陽光灑進了房間,我沉默地闔上門,想像黑夜裡獨自走在山裡的那位孩子,焦急地拼命趕路,不小心失足,跌進了無底的深淵。在他停止呼吸前的那一刻,手上仍緊緊抓著想送給爸爸媽媽的廉價塑製品。

屋外突然颳起一陣強風,呼呼地打在窗戶上,攪亂了我的思緒,那嗚咽的風聲,也在為一個早逝的生命低鳴哭泣。

我們就像菌子一樣,生在這裡,爛在這裡,一輩子沒走出過大山。

又一次走在昏黃冷清的街上,民間藝人王勇剛姐姐開的小雜貨店,正播放他們錄製的傈僳音樂專輯,大家圍著火堆靜靜地坐著。高聳的丹岩下,我們放聲歌唱,只是下一次相聚的日子,不知何時。他們知道我即將離去,一起邀約去傈僳族文化協會發起人李老師的地方。李老師家是一間不起眼的小木房,門口掛著的協會招牌歪斜地擺放,寫滿書法的日式紅門,一開啟就是懸崖。我們在溫暖的書房裡,暢飲歡聚,只見他以大碗茶相待,埋首振筆疾書,他的書法就像這裡的人,豪邁又詩意。

那晚,傈僳朋友問我以後會在哪裡,我說我還不確定。他們說他們像菌子一樣(雲南話裡統稱松茸、野生香菇的詞),一輩子待在山裡,羨慕我到處遊走。可是對我來說,只有生活在大山裡的他們才能明瞭我的內心深處,對於城市的遊戲規則,我再也不回頭了。

傈僳族曾經是高山上的游牧民族,男人總是帶著狗去森林裡一起狩獵,所以整個民族跟狗的關係非常親密。文化大革命時,外來的紅衛兵終於抵達深山裡,有一次,說是要破除迷信,就下令把部落裡任何一條看得見的狗都殺來吃,L說那是她的長輩經歷文革期間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據說那晚紅衛兵隊吃了狗肉,但是全部的傈僳族人都沒有吃,直到現在,沒有一個人忘記殺狗的那一天,仍代代相傳這個悲劇。

這一座歷史的孤墳,埋葬的是過去,抹滅不了的是深藏血液裡流淌的文化。如今,大江大水依舊,還有那一把永遠沾在農夫雙腳上的泥土。

連根拔起

附近村子裡的納西族清潔員娓娓道來,希望那一晚的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

今年8月,滋根辦公室搬到麗江郊區,附近是一個納西村與空蕩蕩的建築工地。我若是沒在山上,就是待在辦公室裡,若覺得悶了,就跑出去晃晃、曬曬太陽,認識了負責掃街的清潔員。大媽每天準時下午3點坐在路邊休息,打打毛衣,等著下班,她很好奇我的工作,常常問我問題,同時跟我講了關於她的人生。

以前這一片都是廣袤的農田,他們世世代代身為納西族農夫,每家都以相傳的土地自食其力,可是擁有的這一切,在10年前徹底被改變。2003年政府開始實行強制徵地,以一畝地3萬元人民幣的價錢徵收,軍隊、員警、村書記都來了村民大會,每個人都必須簽字賣地,平均每位農民得到10萬元人民幣的補償,現在政府以一畝地40萬元人民幣的價錢與建商掛勾,炒地皮就是把農民幾百年來的命根炒著賣。她最後說,「我們農民就像牛一樣,被人牽著到處走,沒有選擇的權利。我們的命,不值錢。」於是,很多人無法生存,紛紛離開村莊去城市打工,在城市結婚生子,又把父母接去安頓,老家只剩下一枚空殼。

失了土地,失了家園,失了文化,失了民族。

開發商繼續擴建,無人居住的豪宅,到了晚上,就像一座龐大的鬼城,被搶奪的幽靈還在遊蕩,被踐踏的吶喊,還不平息。各種紅花藤蔓慢慢從美麗壯觀的別墅牆角邊緣攀爬,血水滋潤那豔麗的寄生物。

某天清晨,天還沒亮,睡眼矇矓,我心悸地害怕起來,直打哆嗦,空氣中瀰漫一種壓抑恐懼。那是從遠方傳來待宰的牛群哭聲,即使奮力摀住耳朵仍聽得見。

原來心靈與腦子,壓根是兩碼子事兒。我現在才真正弄清楚這個道理。

我們從雲南省第一人民醫院順利出院,一台計程車載不下五個人,所以就叫司機先載李貴生一家人去火車站,我搭下一部。結果到了火車站,不見他們蹤影,我擔心不太會說漢話的一家人,急忙打電話,詢問他們在哪裡,他們只能支支吾吾地回答「不知道!」最後他們終於抵達,計程車司機不是把車停在大門,而是讓他們在比較遠的街上下車,幸運地是我在茫茫人海裡認出了貴生的阿姨李學蘭身上穿著的大紅色外套後,向他們大叫,我們一起跑上了火車。

在火車上,貴生的父親、媽媽李學玉與阿姨一直跟我道歉,說他們的「腦子不好」,給我添麻煩。聽了這句話,我的眼眶早已泛滿淚水,那個計程車司機發現他們是文盲,載著他們到處轉,為了多賺一點油錢。

會認識唇裂的貴生,是因為我在山上最好的傈僳族朋友蓮珍。蓮珍聽說有一個男孩,因為家裡貧困,遲遲沒有做手術,然後從山裡打了一通電話給我。因緣際會,聯繫好美國微笑列車基金會支持、第一人民醫院提供的免費修復手術後,我們一行人就這麼出發了。

貴生今年12歲,可是才讀小學二年級,貴生的父母因為沒有上過學,所以不會讀、寫漢字,普通話也不好,家裡本來有一大塊地,全種玉米,因為雲南連年乾旱,導致水源枯竭,又被當地政府強制搬遷至另一塊有水源的地方,但是連蓋房子的錢都沒有,當地官員貪污情況嚴重,村民要拿到補助的前提是,還得自己先湊錢把房子蓋好,官員驗收後村民才能拿到錢。

去昆明的前一晚,貴生的媽媽學玉特別打了電話給蓮珍,他們其實很自責,遲遲無法讓貴生提早接受手術,而且他們盡了努力跟親戚借錢,總共也才借到300元人民幣。雖然他們知道我手裡有幾位朋友共同支持的錢,他們還是盡量靠自己出錢或是幫忙省錢,例如堅持走路,不坐公車,在大街上走了1小時,大汗淋漓還連說不累;當我忙著辦理住院、出院手續時,他們只買了幾個1元人民幣的饅頭與粑粑填肚子;或是大家一起去餐館時,他們知道是我買單,總是點最便宜的菜。處處感到貴生一家人特別尊重珍惜這次免費手術的機會與捐款,他們還跟蓮珍說,真的沒有東西送她,可是可以去幫她幹活,要多久都行。

從頭到尾,他們只有一個小小的要求,就是從昆明坐火車回去。他們說,從來沒有看過火車,所以我們從昆明坐火車到大理,在大理過夜,第二天再送他們坐農村客運回家。在大理待的賓館,就在火車站旁邊,那晚滂沱大雨,在火車頭的強光照射下,霧氣凝結,我們五個人,就這樣擠在窗邊,等待每一列徐徐進站的火車,相視而笑。

我望著他們的側臉,心中突然響起一個聲音,我終於明白,為什麼會來到雲南。

改變的不只是貴生,還有我。

001

我與蓮珍全家合影,身上穿著皆為花傈僳傳統服飾。

010

我們從大山裡出發。

003

貴生一家人,手術順利完成後,在昆明往大理的火車上。

006

歡度傈僳族的新年—闊時節。

008

我的民間藝人朋友們表演,圖中為王勇剛老師。

009

黎光村婦女歌舞隊。

005

黎明鄉傈僳族文化協會發起人李老師振筆疾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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