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Huei-Jen Lin
前言
埃及革命後，2011/2/20禮拜天，在中國幾個城市，同樣透過網路串連，開了朵短暫的茉莉花，像是場對既往民主革命的致意，又像是場刻意製造新聞的鬧劇，公安、記者來得比集會的人多，唯恐天下不亂。然沸騰在國際間、那多方揣測革命風潮是否席捲中國等話題逐漸暗淡下來之後，至今，每到周日，中國各地不少城市都來一次花開式的集體散步運動，每次每地情況不一，時好時壞，但隨集會點逐漸擴散的情況下，各地方政府顯得相當關注。再加上去年三月圖博事件陰影，三月份此時的運動更使各地人民與官方顯得肅穆與戒備。
然而這些這些都是蒐自網路、報章新聞以及在北京城的朋友消息而來，於我工作所在的城郊東小口村、史各庄，人們模糊地聽聞，只是依舊過他們的活。公車地鐵上的電視搖晃幾個相關場景，多是被定義為少數人不安現實所引起的騷動，就像過去所發生的其它群體性事件一般，不了了之。我不知道在場多少人相信官方媒體的報導，也未問及是否多少人在乎，但相信在被動聽聞的情況下，時間久了，公車地鐵上那台電視也自然而然地成為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實背景了。當我麻木地搭公車時，有時便驚訝自己這股錯覺。
「那些人，(搖搖頭)，弄不起來的。」這人的反應彷彿他與那些人訴求民主的抗議無關，彷彿符應了是少數人騷亂的定義，又或者他有他的定義?! 這讓我回想，在台灣，有多長時間我開始把新聞上抗議的聲音也當作是自己的? 這是一股公民社會的氛圍，卻也是在政治開放後十多年，許多地方利益與公民團體努力、加上媒體自由競爭而逐步變革的。同時，這的確與我手上漸次重量的選票有所關連。我呼吸北京的空氣，吸到一股試圖以消費帶動文明的鬆軟，卻也有保守與激進的政治緊張感。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宣稱的「和諧社會」，在和諧的言語操作中，我碰到不同人不同意識形態的壁壘與矛盾，往往只能語帶保留，似乎不太有辯證的餘地。一直到現在，我仍在摸索這種意識形態的武斷性是在什麼樣的背景或氛圍下造就出來的，施用同樣的語言，為什麼它使得「我們」在話語的溝通上，仍舊只能停留事情的表面，並且各持己見。是歷史、是文化、教育背景的差異?還是有別的?在台灣，仍然有這樣的問題，只是相對而言，對話的開放性彷彿大了些。
無意對中國茉莉花革命運動情勢做分析與註解，已有太多的境內外媒體與政論充塞前陣子的新聞版面。吸引我思考的，或許是目前在北京的工作經驗與印象，促使我自然而然地再把報導當中，境內外媒體再現茉莉花事件呈現的傾斜態度以及網民對此的極端反應，做一番檢視，並逕行判斷了，在北京，我所感知的人們意識形態的武斷性與長久以來媒體言論的非多元、對話的缺乏辯證，這之間似乎有相當的關聯性。(待續)
浩然另立全球化計畫 